“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之水到底哪里来？

我们沿着蜿蜒在山西和陕西间的黄河峡谷中的公路溯河而上时，一股滚滚浊流在丛山中奔腾。每当两岸的山岭紧锁，但见水从岩石间涌来，又从山脚下消失。而峰回路转，眼前豁然开朗时，又看到在赭黄色的群山与灰蒙蒙的天空融合的地方，飘游出一根土黄色的带子。当我们最终站在壶口瀑布前，在震荡山谷的喧腾水声中仰望倾泻下来的黄河之水时，就再也不会怀疑诗人是过分夸张。黄河之水要不是来自天上，何至于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壶口瀑布两岸石壁峭立，河口收束，狭如壶口，每秒1000立方米的河水从20多米高的陡崖上倾注而泻，惊涛拍岸，形成“千里黄河一壶收”的气概。

从遐想回到现实，我不禁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当李白写出这壮丽的诗篇时，他是否知道，黄河究竟来自何处？

这就得从我们的祖先探寻黄河之源说起。

一、导河积石

中国最早的地理名著之一《尚书·禹贡》中有一部分内容称为“导水”。“导”应该解释为溯源，所以“导水”就是叙述河流的起讫和流向。其中对黄河是这样记载的：

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底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

尽管对中间个别地名学者有不同解释，但对当时黄河从龙门以下的经流记载得是非常清楚的。然而从龙门以上，只提了“积石”，很明显，作者所了解的黄河源头就是积石。《禹贡》成书于战国后期，这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地理知识。

至于积石在什么地方，现存史料中还没有发现当时有过具体说明，现存最早的说法要数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中的“（积石）山在陇西郡河关县西南羌中”。河关县置于西汉神爵二年（前60），西晋后就废了。但河关县在西汉时属金城郡，要到东汉时才划归陇西郡，所以《水经注》中的记载反映了东汉以后至西晋期间（约公元1世纪至4世纪初）人们的认识。河关县的故地约在今青海省贵德县西南一带，该县的西南就应该在今青海东部与甘肃接界处。可能就是指循化县附近的小积石山。

《水经注校证》[北魏]郦道元 著，陈桥驿 校证

隋炀帝于大业五年（609）出兵征服以青藏高原东北部为基地的吐谷浑，在那里新设置了一个河源郡，治所赤水城在今青海兴海县东南的黄河西岸，该郡的辖境大致相当今共和、兴海、同德一带。可见在隋代人的眼中这里就是黄河源头所在，这一认识至少已经非常接近真正的黄河源头了。

到了唐朝，积石山已有大小之分，并且都有了具体所指。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在河州枹罕县下记载：“积石山，一名唐述山，今名小积石山，在县西北七十里。按河出积石山，在西南羌中，注于蒲昌海，潜行地下，出于积石，为中国河，故今人目彼山为大积石，此山为小积石。”在鄯州龙支县下也说：“积石山，在县西九十八里。南与河州枹罕县分界。”如第一章“大河上下”中介绍过的，小积石山介于枹罕与龙支二县之间，就是今循化县东北黄河北岸的小积石山，而大积石山就是今天的阿尼玛卿山，黄河绕着山脉的东段拐了一个大弯。看来当时人对黄河源的认识就到此为止了。

《元和郡县图志》（全二册）

[唐]李吉甫 撰，贺次君 点校

二、重源伏流

比《禹贡》成书稍晚的《山海经》对黄河的源流又有不同的说法。《北山经》认为黄河发源于昆仑山东北的敦薨山：“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隅，实惟河源。”然后河水就潜入地下了，《西山经》说：“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东望泑泽，河水所潜也，其原浑浑泡泡。”又在积石山冒出：“又西三百里曰积石之山，其下有石门，河水冒以西流。”研究《山海经》的学者一般认为敦薨山就是今天山东段，敦薨水就是今新疆的开都河，泑泽就是今罗布泊（也有人认为是指博斯腾湖）。按照《山海经》作者的见解，这条发源于天山东段的开都河，经博斯腾湖、孔雀河注入罗布泊，这就是黄河的正源。但黄河在罗布泊潜入地下，要到积石山再冒出地面，以下就是《禹贡》所记载的积石以下的黄河了。

《山海经笺疏》（新编诸子集成续编）， [清]郝懿行 撰  栾保群 点校

西汉建元三年（前138），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由于往返时都被匈奴扣留，十三年后才回国复命。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他的亲身经历和听到的情况，以后由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中作了记载，其中有关黄河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于阗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多玉石，河注中国。……盐泽去长安可五千里。

到元鼎二年（前115），张骞又第二次出使，汉朝与西域的交通从此开通，汉使往返于西域各国更加频繁，汉使的报告更肯定了河源所在，并由汉武帝确定了河源的山名。《大宛列传》说：

而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

于阗即今新疆和田一带，流经于阗的河流就是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喀拉喀什河和玉龙喀什河，合为和田河，下游为塔里木河，注入罗布泊，也就是当时的盐泽。也可能包括塔里木河上游另一条支流同样发源于昆仑山北麓的叶尔羌河。昆仑山的名字自从汉武帝确定后就一直沿用，至今没有改变。

张骞出使西域图 莫高窟第323窟 初唐

班固的《汉书》成书于公元1世纪后期，其中《西域传》也有关于河源的记载：

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两原（源）：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盐泽者也。去玉门、阳关三百余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增减，皆以为潜行地下，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

与《史记》相比，《汉书》对今塔里木河水系的叙述更加清楚具体了。中央的大河即塔里木河，它的两源就是叶尔羌河（葱岭河）与和田河（于阗河），南山就是昆仑山，蒲昌海即罗布泊。叶尔羌河虽然也发源于昆仑山，但因先西北流经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边缘，所以使当时人产生发源于葱岭的误解。

总之，至迟到1世纪后期，人们对今新疆的塔里木水系和今青海循化小积石山以下的黄河经流都已经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却硬要将两条完全无关的河流用“潜行地下”联系在一起，形成了黄河“重源伏流”的观点。

从张骞通西域开始到公元1世纪后期这期间，中原人到过西域的已经不少，人们对西域地理知识还可能追溯到更早的西周时代，为什么对黄河源的了解会产生如此大的错误呢？这还得从当时的交通路线寻找原因。

由于青藏高原海拔高，地形复杂，气候恶劣，人烟稀少，交通困难，所以古代中原与西域的来往一般都取道河西走廊，进入今新疆后再分道前往中亚各地。张骞第一次出使时，是从陇西（今甘肃东南一带）出发，经过匈奴地区时被扣留的，而河西走廊当时就在匈奴控制之下。以后从匈奴逃脱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盆地）。回国时，张骞为避开匈奴，想从南山（今祁连山）以南的羌人地区通过，但还是被匈奴抓住，一年多后才逃回汉朝。很明显，张骞往返的路线都经由河西走廊。以后河西走廊成为汉朝的疆域，人员来往自然也都走此道。所以人们对从河西走廊至今新疆、中亚的地理状况已经有相当深入的了解。

另一方面，聚居在河湟谷地的羌人曾经广泛分布在今西北地区，小积石山就在他们的聚居区，黄河的上游有积石山的事实通过羌人传播出来，成为《禹贡》作者的根据。但是人们也知道积石山下的黄河还远不是它的源头，而对积石山以上的黄河又缺乏了解，所以只能想象它应该在遥远的西方。有人将黄河源与西王母、昆仑的传说和西域的水系联系起来，这就产生了今天的塔里木水系是黄河上游的假设，并通过“潜行地下”圆满地解决了两者毫不相连的矛盾。这又成为比《禹贡》晚出的《山海经》的根据。

张骞与以后的汉使尽管亲历西域，直接考察了塔里木水系，却没有机会到达积石山上游的黄河，但他们沿途又从未见到使黄河与塔里木水系相连的任何河流，在既没有发现真正的河源，又缺乏足够的理由来推翻成说的情况下，张骞只能将事实与想象、亲身经历与文献记载结合，对汉武帝作了河源的报告。而一旦汉武帝对河源所在作出了判断，并且引经据典地命名了昆仑山，那些见识远在张骞之下的汉使自然奉为圭臬了。

西汉中期开始，羌人不断受到驱赶，昭帝始元六年（前81）设置金城郡，辖境包括今青海东部的湟河流域和贵德、尖扎段黄河，来自中原的移民在这里定居。到这时，黄河并不始于积石山更得到证实，积石山以上的情况却依然无从了解。但《禹贡》的地位已经由于儒家学说得到尊崇而大大提高，“导河积石”成了不可动摇的结论，“伏流重源”说十分得体地弥补了《禹贡》的漏洞。

应该承认，要探寻积石山以上的黄河确实存在相当大的困难。然而在县治已经设到小积石山旁的条件下，当地人不可能不知道黄河之源还远远没有到达，更不会相信在积石以上的黄河是从地下流出来的。但如果复原到当时的状况，设身处地思量，我们就也不难理解了：在设立郡县之前，土著人口极少，其中绝大多数又处于游牧或狩猎状态，尚未掌握识读和书写文字的能力，与来自中原的官员和移民之间最多只能有简单的交流。一方面他们未必知道本地以外黄河的经流情况，另一方面即使知道也无法或意识不到应该告诉那些外来人。最初由中原迁来的移民大多是贫苦农民、流民、罪犯，定居后首先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没有余力或兴趣远离定居地去了解黄河的来源。少数官员忙于郡县草创和移民安置，无暇作更大范围的地理调查。即使偶尔得到一些地理信息，也不可能传递到中原或首都。

实际上，学者中也有人对这种荒谬的说法提出过怀疑，如唐朝的杜佑就不相信重源伏流说，认为“蒲昌海为西域自行自止之水，不与积石河通”。但一旦这种说法已成为由皇帝裁定的结论和儒家学说的信条，就大大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动，他们不仅不再致力于探求真正的河源，而且会无视明明白白的事实，千方百计为成说辩护。这就毫不奇怪，为什么在对河源的实地考察已经进行过的清朝，学者们还会为《禹贡》中的“积石导河”注上重源伏流的各种证据。如徐松（1781—1848）是一位曾经在新疆进行过实地考察并对历史地理很有见地的学者，但他在《〈汉书?西域传〉补注》中也摆脱不了这一束缚，他写道：

罗布淖尔水潜于地下，东南行千五百余里，至今敦煌县西南六百余里之巴颜哈喇山麓，伏流始出……东南流为阿勒坦河，又东北流三百里，入鄂敦塔拉中，其泉数百泓，即《元史》所谓火敦脑儿，译言星宿海者也。

可见作者已经完全接受了河源在星宿海以上的事实，却又要维持重源伏流的谬论，就只好继续杜撰这根本不存在的“千五百里”地下水了。甚至到清末，陶保廉在《辛卯侍行记》中还说：“河有重源，均出昆仑，稽古证今，一一吻合。”

三、亲历河源

从现存唐朝以前的记载中，我们还很难确定有谁真正到了河源。但唐朝人到达河源的记载却已经不是个别的了，主要有：

贞观九年（635），唐朝的将领李靖、侯君集、李道宗等追击青藏高原东北部的吐谷浑，到达赤海，进入河源地区。《旧唐书·吐谷浑传》和《侯君集传》有这样的记载（大意）：

侯君集和李道宗从南路进军，翻越了汉哭山，在乌海给马饮水，经过了二千多里荒无人烟的地方，当时虽然是盛夏却仍然有霜，山上还有积雪，路上缺乏水和草，将士只能化冰饮用，马只得吃雪。又经过星宿川，来到柏海。在那里北望积石山，看到黄河发源的地方。

从他们的进军线路和沿途所经过地区的自然景观看，乌海就是今青海的苫海，柏海就是扎陵湖和鄂陵湖，星宿川就是星宿海。尽管他们不一定注意到了黄河的正源卡日曲，但已经看到扎陵湖以上的星宿海，离真正的黄河源已经近在咫尺了。

贞观十五年（641），唐朝的文成公主入藏与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成亲，护送并前往主婚的还是那位追击吐谷浑时到过河源的李道宗。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松赞干布率领部下军队到达柏海，在河源一带迎亲。文成公主入藏和松赞干布迎亲的具体路线虽然不太清楚，但肯定经过了河源地区。

安史之乱以后，吐蕃占有唐朝的陇西和河西走廊，这固然使中原与河源地区更加隔绝，但在信息传递方面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一方面唐朝为了对付吐蕃，加强了对吐蕃地区包括河源地区的了解；另一方面吐蕃军队不止一次攻入关中平原及唐朝的首都长安，大批唐朝的军民被吐蕃掳掠至青藏高原；这些都使有关河源的知识和见闻得到传播和收集。贞元十四年（798），迄今所知历史上第一部包括黄河河源地区状况的专著《吐蕃黄河录》由贾耽完成了。

贾耽（730—805），字敦诗，沧州南皮（今河北南皮县）人，是一位有重大贡献的地理学家、地图学家。曾任鸿胪卿，主持与各族往来和朝贡事务，熟悉边疆山川风土，勤于搜集有关资料。他参考西晋裴秀创立的“制图六体”，以一寸折地百里的比例尺绘制了一幅高三丈三尺、宽三丈的《海内华夷图》。这幅图的原物虽然早已失传，但宋朝人参考此图绘成的《华夷图》和《禹迹图》在12世纪30年代刻在石上，保存至今。从石刻《华夷图》上可以看到，黄河的画法与现代采用等距离法绘制的地图已经非常相似。

据《新唐书·贾耽传》记载，贾耽爱好读书，晚年更加勤奋，特别精通地理。凡是遇见从边疆或境外来的人以及出使归来的人，他都要详细询问各地风俗，因此他对全国和境外各地的人文和自然地理状况了如指掌。当时正值吐蕃强盛，占有陇西，而以往当地州县的地理状况，有关方面已经不掌握了。贾耽就将陇右（即陇西）、山南（今甘肃南部和四川西北）九州绘成地图，并详细记录了黄河流经地区的情况。另外又将这一带原来驻军、交通、道路、地形、河流、险要等编成《别录》六篇，河西吐蕃等族的情况编成四篇，上报皇帝，受到赏赐。据贾耽自己给皇帝的表文，他编这部十卷（篇）的《吐蕃黄河录》的原因之一，是因为“黄河为四渎之宗”，具有重要地位。他在书中对“诸山诸水，须言首尾源流”，可见肯定也较详细地记载了黄河的源流，而且绘有地图，内容应该相当丰富。可惜的是，这部著作没有能流传下来，也没有留下其他间接的资料。

唐朝后期的长庆元年（821），刘元鼎奉命出使吐蕃，到达逻娑（今拉萨），《新唐书·吐蕃传》记录了他的见闻（大意）：

刘元鼎渡过湟水，到了龙泉谷。……湟水是从蒙谷发源的，到了龙泉谷流入黄河。黄河的上游，从洪济梁向西南有二千里。河道越来越狭，春天可以步行过去，秋天和夏天才能行船。黄河的南面有三座山，中间高而四面低，叫紫山，通向大羊同国，就是古时候所称的昆仑山，吐蕃人称为闷摩黎山，向东离长安有五千里。黄河就发源于这山间，开始流速很慢，水很清，渐渐汇合了不少支流，水色变红。再往下，又有其他河流注入，水变混浊了。

紫山或闷摩黎山就是巴颜喀拉山，刘元鼎所经过的地区就是巴颜喀拉山南麓的黄河发源地，他对黄河上游水文状况的描述是迄今最早的记载。至于从洪济梁以上黄河自西南而来的流向，则是因为只记了开始的一段，而没有记黄河折过积石山（阿尼玛卿山）以后自西北而来的流向，失之简略。刘元鼎作为唐朝的使者，往返都经过河源，自然比侯君集、李道宗行军作战或仅仅护送文成公主至吐蕃边界要有更多观察了解的机会，他的见闻当具有更高的价值。

四、探寻河源

但从刘元鼎以后，中原与吐蕃的人员交往很少。宋朝以后，一方面吐蕃陷于长期分裂，没有与中原交往的条件；另一方面宋朝也无暇顾及西北边疆，仅北宋熙宁四年至大观二年（1071—1108）期间在河湟地区有过开拓，没有进入河源地区的可能。所以至今尚未发现任何有关的记载。

总之，直到元朝之前，尽管已经有了几种亲身经历黄河源头的记载，但都是因事途经者的见闻。这些人并非以考察河源为目的，当然不会有全面的了解。加上他们本人都没有留下直接记载，后人的间接记录难免有遗漏和误解。对河源的考察一直未能进行，这固然与河源地区险恶的自然条件有关，但这一地区始终处于中原王朝的疆域之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元宪宗四年（1254），蒙古军队进入吐蕃，镇压不服从的贵族，完全控制了吐蕃地区，后又将该地划归掌管全国佛教事务的机构总制院（后改名宣政院）管辖。吐蕃地区成为元朝疆域的一部分，这就为河源考察铺平了道路。至元十七年（1280），元世祖召见都实和他的堂弟阔阔出，对他们说（大意）：

黄河进入中国，从大禹治水以来，都知道是从积石山而来，但汉朝、唐朝都没有能查清它的源头。现在那里成了我的领土，我要一直查到黄河发源的地方，在那里建一座城，供吐蕃商人与内地做买卖，并在那里设立转运站，将贡品和物资通过水运到达首都。古人没有办过的事，我要办到，让后世受益无穷。只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都实，你是我的老部下，又通晓各族语言，派你去执行。

于是授都实招讨使，佩戴金虎符，又让阔阔出与他同行。当年四月，他们从河州（今甘肃临夏市东北）启程，四个月后到达河源，冬天返回，将城和转运站的设计位置画成地图上报。元世祖大喜，命都实为吐蕃等处都元帅，筹集工匠和物资，后因故停止。

延祐二年（1315），阔阔出与潘昂霄一起奉命宣抚京畿西道，将此事经过告诉了潘昂霄。当年八月，潘著成《河源记》一文，我国第一次对黄河源的考察成果得以流传后世。

同时，由于吐蕃归入元朝版图，吐蕃人（藏族的先民）对黄河的了解也开始为元朝人所知，地图学家朱思本从八里吉思家里得到了帝师（西藏宗教领袖）所藏的梵文图书，翻译成汉文后发现与《河源记》互有详略。这两方面记录由《元史》作者综合后载入《地理志》，大意是：

黄河源在土（吐）蕃朵甘思的西边，在方圆七八十里的范围内有一百余个泉眼。由于积水和淤泥，无法走近观察。从高山上往下看，在阳光下就像群星灿烂，所以称为火敦脑儿，“火敦”就是星宿的意思。（朱思本：从地下涌出的水像井一样，有百余口，向东北流出百余里，汇成一个大湖，叫火敦脑儿。）很多股水奔流而下，大约五七里后，汇集为两个大湖，名叫阿剌脑儿。由西而东，不断汇入水源，经过一天的路，形成了河流，名叫赤宾河。二三天后，亦里出河由西南方流入赤宾河。又过了三四天，忽阑河从南面注入。又有也里术河从东南方流入赤宾河，至此才形成一条大河，被称为黄河。但水还清，人可以步行渡过。一二天后，河道分为八九股，称为也孙斡论，意思为“九渡”，共宽五至七里，可骑马渡过。再过四五天，水变得混浊了，当地人抱着皮袋，骑在马上渡河。当地的居民还用木条扎成船的样子，在外面蒙上牦牛皮用以渡河，大小只能容两人。从这里开始，两岸山峡约束，河宽一二里至半里不等，水已深不可测。

以下还具体记载了黄河经过今青海、甘肃、宁夏的河道。《河源记》接着指出（大意）：

汉朝的张骞出使遥远的西域……以为已经到达了河源，其实哪里看到了什么河源呢？史书上说黄河有两个源头，一个出在于阗，一个出在葱岭，于阗的河流向北，会合了葱岭河，汇入蒲类海（应作蒲昌海，即罗布泊）后就不再流了，潜入地下直到临洮才流出地面。现存的洮水是从南方流来的，很明显不是从蒲类（蒲昌）海来的。询问了当地人，说于阗河和葱岭河流到下游后都消失在沙漠中了。又有人说黄河是与天上的河相通的，在源头找到过织女支纺机的石头，也是胡说八道。

这些记载充分证明，都实等人对河源的考察，加上吐蕃人对河源的了解，已经将黄河正源确定在星宿海西南百余里处。他们对黄河最上游的水文、地形、地貌和人文景观的考察和记录都已相当具体准确。更可贵的是，他们并不迷信史料，而是尊重事实，对前人不符合实际的记载大胆予以否定，比那些死抱住经典与陈说不放的人要高明得多。

元人陶宗仪在他所著的《南村辍耕录》中收录了《河源记》，并附有一张《黄河源图》。这张地图的画法与《河源记》所记述的内容完全一致，显然是出于都实等人之手，或者是别人根据《河源记》画成。这是目前传世的最早的黄河源地区地图。

元代《南村辍耕录》中的黄河源图

明朝初年曾多次派遣使者去西藏，其中有一位叫宗泐的和尚在洪武十五年（1382）从西藏归来时经过河源，他在《望河源》诗后记道：

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黄河为抹处，牦牛河为必力处，赤巴者，分界也。其山西南所出之水则流入牦牛河，东北所出之水是为河源。

抹必力赤巴山即巴颜喀拉山，牦牛河即通天河（长江上游），说明当地藏人了解巴颜喀拉山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黄河发源于巴颜喀拉山的东北，也说明当时已将黄河称“抹处”（今译玛曲）。

16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藏传佛教（喇嘛教）在蒙古人中流传，蒙古和西藏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军进入西藏，协助达赖喇嘛统治西藏，又共同遣使者朝见清朝皇帝。在这些交往过程中，人们了解到在黄河上源有“古尔班索罗谟”，即三条支河。为了证实这一情况，康熙四十三年（1704），康熙皇帝派拉锡和舒兰二人前往河源探寻，拉锡等在当年六月到达鄂陵湖和扎陵湖，又在星宿海西部作了考察。他们将结果绘成《星宿河源图》，舒兰又写成《河源记》。《星宿河源图》在渣凌诺尔（扎陵湖）以西绘了三条河，中间一条绘得最长，并注上：“黄河源三河名固尔班索尔马。”

在测绘全国地图的过程中，康熙五十六年（1917）又派喇嘛楚尔沁藏布兰木占巴和理藩院主事胜住等往河源地区测绘地图。在次年绘成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中，绘有黄河源的三条支流，中间一条注为阿尔坦必拉，这显然是根据他们实测的结果。

乾隆二十六年（1761），齐召南著《水道提纲》，就是以《皇舆全览图》为主要资料来源的。其中有关河源的论述是这样写的：

黄河源出星宿海西、巴颜喀拉山之东麓，二泉流数里，合而东南，名阿尔坦河。……又东流数十里，折东北流百里至鄂敦他拉，即古星宿海，《元史》所谓火敦脑儿也。自河源至此已三百里。……阿尔坦河东北会诸泉水，北有巴尔哈布山西南流出之一水，南有哈喇答尔罕山北流出之水，来会为一道（土人名三河曰古尔班索尔马），东南流注于查灵海。

这证明从1704年开始，中国的河源考察已经取得了正确的结果：河源的三支河，北支是扎曲，西南支是卡日曲，西支是约古宗列曲。这些与现代考察的结果是一致的，只是《水道提纲》将约古宗列曲（阿尔坦河）定为黄河的正源。

乾隆四十六年（1781）黄河在江苏、河南决口。当时认为黄河之所以泛滥成灾，是由于没有找到真正的河源进行祭祀的缘故，于是乾隆帝在次年派阿弥达再次探寻河源。阿弥达调查的结果是：

星宿海西南有一河，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语阿勒坦即黄金，郭勒即河也。此河实系黄河上源，其水色黄，回旋三百余里，穿入星宿海。

这条河就是卡日曲，这说明阿弥达的调查重新肯定了卡日曲是黄河正源。但由于乾隆皇帝坚持黄河重源伏流的教条，纪昀在编纂汇集河源考察资料的《河源纪略》时，依然将塔里木河和罗布泊说成是黄河的真正源头，从地下潜流后至卡日曲复出，并以卡日曲水色黄证明“大河灵渎，虽伏地千里，而仍不改其本性”。科学的考察结果硬被纳入唯心的谬误体系，反映了专制统治与教条主义结合造成的恶果。

五、测定正源

从阿弥达以后，中国长期没有再进行黄河源头的考察。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国家的“探险队”无视中国主权，擅自进入河源地区。有的还不顾历史事实，无耻地宣称是他们第一个发现了黄河源，而实际上并没有取得任何新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1952年派出黄河河源查勘队，对河源地区作了四个多月的考察，行程5000千米，获得了丰富的资料。这次考察的结果确认历史上所指的玛曲是黄河正源；对扎陵湖和鄂陵湖的位置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加以对调；对黄河的长度也沿用了传统的数字。

197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组织了对河源地区的综合考察，结果再次肯定黄河的正源应该是卡日曲，对扎陵湖和鄂陵湖也恢复了传统的命名。根据卡日曲的长度重新测定的黄河全长是5464千米。

1985年，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简称黄委会）根据历史传统与各家意见确认玛曲为黄河正源，并在约古宗列盆地西南隅的玛曲曲果，东经95°59′24″、北纬35°01′18″处，树立了河源标志。

2010年至2012年，我国开展了第一次全国水利普查，普查对象包括了境内所有河流湖泊、水利工程等，根据调查结果，黄河干流全长修订为5687千米。

近年来，对应该以哪一支作为黄河正源依然存在争论，有的学者主张仍应取玛曲，也有学者提出还有比卡日曲更长的源头。但这些更多的是对确定河源标准的不同意见，可以说对黄河源头的状况已经基本清楚了。

从《禹贡》的作者提出积石导河起，经过两千余年，中国人民最终认识了这条与中华民族息息相关的黄河的真正源头。如果李白生在今天，在写下“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样豪放的佳句的同时，或许能为真正的河源赋上一首更传神的诗篇。

本期编辑：阿丹、海超、檬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