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沿革

九华山位于安徽青阳县境内，因主峰九座、风景奇秀而在南朝时期称为九子山，唐天宝年间，李白应友人之邀而作的《改九子山为九华山联句并序》中提到“削其旧号，加以九华之目”，故此更名为九华山[1]。 九华山以“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地藏菩萨的道场、佛寺建筑数量最多”而闻名。

   

九华山佛教的发展是汉传佛教发展的一个缩影，但是它又不同于汉传佛教从上层阶级流传到下层阶级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行进方式，佛寺建筑的建设也经历了由地方官绅百姓捐建[2]到帝王赐建的过程。

据费冠卿《九华山化城寺》记载，756年（唐肃宗至德元年）乡绅诸葛节等人为新罗僧人金乔觉买下檀公旧地，伐木筑室以居，此时所建的化城寺被视为九华山佛寺建设的开端。金乔觉99岁圆寂后，肉身置于函中，过了三年，而面貌尤如生前且有“安忍不动犹如大地，静虑深密犹如秘藏”的姿态，故被作为地藏菩萨的应身，至此地藏信仰逐渐兴盛。从九华山佛寺的始建至唐武宗灭法期间，佛寺数量发展到了十余座而初具规模，至宋代，九华山佛教已有大小佛寺20余座，规模又有所扩大[3]。明清时期是九华山佛教发展的极盛时期，在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持下，九华山确立了佛教名山的宗教地位。以化城寺为例，从明代至清代期间，附属东西寮房从12家发展到了72家，且各立门户。这一时期，九华山及其周边佛寺新建170余座，重建60余座，重修40余座[4]。

寺院概况

九华山佛寺经历了数量从无到有、规模由小到大、分布由点及面的发展过程。

从空间分布看，佛寺集中在以九华街及其附近山坡为主的前山片区和以闵园、天台为主的后山片区 [5]（图1）。 九华街实为九华镇，位于九华山的盆地，开山祖寺的化城寺就位于该区的核心位置；闵园与九华街隔峰对峙，位于南北走向的大峡谷，该区集中分布了20多座尼姑庵 ； 天台与闵园东侧相毗临，位于九华山的主峰，该区集中分布了地藏洞、古拜经台等留有地藏菩萨活动遗迹的佛寺建筑。

   

图1 九华山佛教寺院分布区域

从时间和数量看，重点佛寺的数量占据安徽省佛寺数量的一半还多，且始建时间以明清为主。 全国重点寺院中安徽省的佛寺总共14座，九华山的佛寺独占9座——唐前2座、明代4座、清代3座（表1）；省级重点寺院总共52座，而九华山佛寺占据30座——唐代4座、明代4座、清代10座、民国12座 （表1），由此可见其数量之盛、地位之重。

表1 九华山重点佛教寺院统计表

   

形制特征

九华山佛寺建筑作为汉传佛寺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汉传佛寺建筑的普遍特征，同时又因其所处的山地环境及地域文化而独具特色。

群体布局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原后，世俗化的倾向发展出了与中国传统建筑类似的布局模式，即佛寺建筑按照中轴对称的原则，院落南北纵向展开，东西横向扩展。九华山佛寺传承了汉传佛寺的布局特征而又独树一帜——佛寺的轴线不仅以直线的形式存在，还以曲线的形式出现。在地势平坦的地块中，佛寺以直线的轴线贯穿始终，建筑以天井相接，形成一进或多进式建筑组群，一、两进式佛寺代表为闵园的尼姑庵，多进式佛寺代表为化城寺（图2）。在地势起伏较大的地块中，佛寺建筑因势利导，曲线的轴线贯穿佛寺，建筑以香道连接，形成高地错落层次分明的建筑群，如肉身宝殿等（图3～4）。

   

图2 化城寺

   

图3 肉身宝殿建筑群

   

图4 从十王殿远眺肉身宝殿

除了上述由轴线统筹佛寺建筑的布局模式外，九华山佛寺还有另一种自由分散的布局模式。在这种布局模式中，因地表支离破碎，佛寺建筑单体相对独立，所以无轴线统筹佛寺，整体布局呈现出相对自由分散的态势，依据地形地势而灵活变化，如百岁宫（图5）、东崖禅寺等。

   

图5 百岁宫

建筑朝向

传统佛寺的朝向主要受礼制等级次序的影响，大雄宝殿以四方正向为主，而山门、天王殿、钟鼓楼、配殿等则不得朝向四方正向，因为偏转的角度仅有几度，所以建筑朝向大体一致，并以南向为主[6]。九华山佛寺建筑遵循礼制，即便是地形导致群体不能呈现南北走势，也要保障主体建筑朝向南北，如位于插霄峰摩天岭的百岁宫，受地形所限，建筑群体呈现东西走向，但大雄宝殿的大门仍开辟在南侧，坐北朝南而有别于其他殿堂。

实际上，宗教制度、风水理念、建设的时序等因素使得九华山佛寺建筑朝向的情况更为复杂，具体表现为三种：第一种，九华山佛寺大都面向总丛林的化城寺，形成了以化城寺为中心的向心式布局模式（图6），就佛寺内部各建筑单体而言，代表寺门的山门殿朝向化城寺，而与其他殿宇形成夹角。典型的如祇园寺，其山门殿朝向化城寺，而与天王殿、药师殿、大雄宝殿等建筑形成45°角。第二种，佛寺建筑朝向群山的开口或低凹处，以达到风水理念中的“聚气”，但有时地形限制了建筑的朝向，而通过门的偏转来达到目的。如古拜经台，四面环山，只在两峰之间有一狭窄谷口，虽然狭长形体的朝向无法正对谷口，但仍将寺门偏斜朝向这一谷口[7]。第三种，改扩建或修路等建设因素导致佛寺建筑局部朝向改变。如肉身宝殿，原本坐北朝南，因避免其南侧穿过净土庵、净洁精舍、广济茅篷、上禅堂等佛寺而造成路径过长[8]，而直接打通肉身宝殿北侧道路，直达芙蓉路，后又在肉身宝殿北侧复建钟鼓楼、新建地藏禅寺、弥陀殿、山门等建筑，至此南向的殿门改为北向。又如慧居寺的大雄宝殿、地藏殿，因地势南高北低而坐南朝北，新建的韦陀殿位于其北侧，中间以道路相连，因而改变方向成了坐北朝南。

   

图6 九华街佛教寺院分布

接地方式

不同于平地佛寺建筑直接水平落地的接地方式，山地佛寺建筑的接地方式更为复杂，常见的接地方式有地下式、地表式及架空式三种[9]。九华山佛寺建筑表现地更为“亲地”，与地面互动的方式主要为地下式和地表式（图7）。前者较为少见，以山洞形式存在，如天台寺的山门殿（图7中(1)），后者较为常见，且又可分为筑台、错层、掉层和跌落四种形式。筑台既能够保证建筑底面水平，又可以提供祭祀活动平台，如百岁宫的罗汉堂（图7中(2)）；错层常用于底面高差较小的情况，建筑单体往往合二为一，内部空间相互贯通，错层部分以踏步相接，如化城寺（图7中(3)）、十王殿、广济茅蓬等；掉层常用于底面高差相差一层及一层以上的情况，如天台寺的观音殿、慧居寺的韦陀殿（图7中(4)）等；跌落用于两个毗邻但互不相连的建筑单元，顺应坡势跌落，如古天池庵与天池寺两组背靠的建筑群（图7中(5)）。

   

图7 接地方式的类型及实例

平面形制

九华山佛寺建筑的面阔为三、五、七开间不等，其中以五开间最为常见 ； 三开间常用于规模较小的佛寺建筑或山门殿、天王殿等；七开间用于佛寺规模大且等级较高的建筑。建筑平面多为矩形，面阔大于或等于进深。面阔大于进深的情况存在于普通殿堂，而面阔与进深相等的情况存在于等级较高的大殿，如肉身宝殿、旃檀林的三大殿、天台寺的大雄宝殿等。然而，也有面阔小于进深的情况，当两个或多个殿堂集中布置时，外部如同一整个面阔窄、进深大的殿堂，进入内部方知其为天井划分的多个建筑，殿堂为多层时，天井周边还设有走马通廊，此种布置如百岁宫、上禅堂、甘露寺等。

面阔与进深虽可确定平面形状的比例关系，但不足以作为划分平面形制类型的标准。平面形制的分类实际上取决于殿堂的类型，而以朝拜者活动轨迹的形式呈现。殿堂的类型决定于其所在佛寺的位置以及内部佛像摆设的位置，因而朝拜者活动流线得以确定。佛寺配置一般包括佛殿、法堂和楼阁建筑等[10]，佛殿按照进入佛寺的顺序依次为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地藏殿及两侧其他配殿等。此外，这些殿堂可单独设置，也可合设。在佛像摆放位置上，除山门殿两侧摆放佛像外，其余殿堂一般还在中间设置主体佛像。

依照朝拜者的活动轨迹，将建筑平面形制分为三类（图8）：一为直线穿越式，殿堂位于佛寺的前端，殿内两侧放置佛像，朝拜者礼佛后可直接穿越该殿，多为山门殿，常独立成殿或依附在天王殿前端；二为“回”字形与穿越式结合形式，殿堂位于佛寺中部，殿内中间立有主体佛像，两侧设置次要佛像，朝拜者在殿内右行礼佛后抵达下一个大殿，多为天王殿和大雄宝殿。此外，副阶周匝为该种类型的特殊形式，形成内外两圈的双回字形与穿越式的结合式，实例如肉身宝殿；三为“回”字形与端头式的结合形式，殿堂位于佛寺的末端或两侧的尽端，殿内中部设置佛像或增设两端，多为法堂、地藏殿等其他配殿。

   

图8 平面形制

立面形制

同中国传统建筑的“凡屋有三分，自梁以上为上分，地以上为中分，阶为下分”三段式构图方式[11]，将九华山佛寺建筑分为屋顶、屋身、台基三个部分（图9）。屋顶形式以歇山顶和硬山顶为主，歇山顶分为单檐歇山和重檐歇山，硬山顶在九华山地区占比最高；屋身由墙体、门和窗三种元素构成：墙体常以槛墙或马头山墙的形式存在；门洞形式分为券形和方形，门洞上方的简式门楼或门罩常作为入口标志性装饰的门楣；而窗洞则包括圆形、方形和券形三种——圆形常位于券门上方并以洞口形式出现，方形常用于多层，券形常用于庵堂；装饰常用在梁柱等承重结构处，以浮雕彩绘的形式呈现。屋身与屋檐交界处采用斜撑与鹤颈轩，柱头与柱间几乎不施斗拱；台基布局趋同化，高度按等级设置，等级较高的建筑还置有月台。

   

图9 立面元素及组合实例

殿堂的类型与立面形制存在对应关系，但并不完全固定。在不同的佛寺中，同一类型的殿堂的形式也有不同，而在同一寺院中，不同类型的殿堂的立面形制也有相同的情况，因此按照形式元素的组合进行归类（图9）。在屋顶、门窗及墙体的多种组合方式中，以下三大类最为常见：第一类为歇山顶与槛窗隔扇门组合的方式，歇山顶以重檐歇山见长，此种类型与官式建筑相仿，如旃檀林的三大殿、肉身宝殿、天台寺的万佛楼等；第二类为硬山屋顶与马头墙及门窗的组合方式，其中门窗的组合样式更为多样，以门洞上方的装饰性门楼或门罩最为特色；第三类为楼阁式，以单檐或连廊分层，如藏经楼、地藏殿等。总体来看，在立面构图的占比中，墙面的实体部分大于门窗的虚体部分，屋顶、屋身、台基中各元素组合样式丰富，层数以单层和二层为主。此外，建筑造型也不仅限于上述的典型组合，早期佛寺建筑根据选址，仅满足基本功能要求而没有唯一定势，如观音峰上院中带有装饰性门楣的圆通宝殿为四角平直的歇山屋顶，百岁宫大雄宝殿为四坡屋顶，还有些佛寺建筑外观造型简陋，甚至与茅蓬无本质区别。

影响因素

多样的地貌景观

九华山为皖南斜列的三大山系（黄山、九华山、天目山——白际山）之一，主体由花岗岩构成，受流水冲涮及风化剥蚀作用，经山体裂缝，地表被离析肢解，形成了东部、北部、西南部的低山，南部和西北部的丘陵，中部的中山以及山间的盆地[1]。类型多样的地貌景观对九华山佛寺的选址、群体布局、分院形制、接地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九华山佛寺的选址依据地貌特征而灵活多变，或以群山环抱置于盆地，或以双峰毗连横跨山谷，或以险峰峭壁傍崖临壑，或以奇山兀立独占山头；在群体布局中，大多轴线无法贯穿整个佛寺而建筑呈现自由散落的形态；受可建设用地范围所限，佛寺常采用寮房与分院形式，将建筑分置在各处，如化城寺的东西寮房、百岁宫、观音峰、朝阳庵的上下院等；地面起伏的多种高差造成了多样接地方式，建筑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空间集约紧凑，内部的层数往往大于外观所呈现的层数。

多元的文化

由于佛教文化的包容性和民间信仰的多元化，九华形成了佛道交融、禅净合流、地藏信仰三种文化并存的现象 [12]。具体为：其一，佛道交融。九华山道教的时间开端早于佛教[13]，随后道教衰微，继而佛教兴起，不过现存佛寺中道教的踪迹依稀可循：佛寺的大殿内设有道教的神像，如拜经台的大雄宝殿内既供三尊佛像又奉有玉皇大帝等道教神像，有的佛寺甚至将道教的灵官取代佛教的韦陀，而设置灵官殿[14]。梁与斜撑等构件以及室内壁画均以道教人物故事作为装饰题材，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其二，禅净合流。宋代以后，禅宗与净土宗的融合成为佛教宗派发展的趋势。佛寺选址于九华山、佛寺所配置的法堂及建筑以民宅的形式出现正契合禅宗思想的理念，而突出佛殿的高大气派形象则是净土宗的思想要求。此外，从佛寺名称中含有“禅”与“莲宗”“净土”等字眼也可见禅宗与净土宗对九华山佛寺建筑的共同影响。其三，地藏信仰。九华山成为地藏菩萨盛行的道场，因此佛寺设有以地藏菩萨为供奉主体的地藏殿。佛教中的地藏菩萨因多次救母而立誓愿“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这种精神与儒家的孝道意图极为契合，受到广泛的推崇，并逐渐世俗化，形成了地方风土民情与地藏信仰相结合的地方文化[15]。

结语

九华山佛寺建筑既具有汉传佛寺建筑的普遍性特征，又具有融于当地环境的地域性特征 。就普遍性特征而言，佛寺遵从以中为尊的传统思想，主殿位于佛寺的中心，朝向为四方正向，采用全寺等级最高的制度营建；佛寺殿堂的类型大体相同，尽管建寺年代和寺院经济状况不尽相同，殿堂也只在数量上增减变化。就地域性特征而言，佛寺建筑伊始为乡绅百姓的捐建或僧众的自建，地方色彩浓厚，硬山顶、马头墙、厚墙小窗、窄天井、走马通廊等皆为皖南民居特色；建筑与地貌景观的有机结合则是地域性特征体现的另一个方面，分院形式、多样接地方式、多方位朝向、布局紧凑等皆为因地制宜的建造策略。建筑的地域性特征是构建建筑多样化基因宝库的源泉，同时也是地方历史文化的印证。九华山佛寺建筑根植于本土环境而发展的适应性策略对于其他地区建筑特色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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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

作者： 牛婷婷，谢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