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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适宜性策略的配筋砌体应用实践

发布于：2024-02-26 13:34:26 来自：建筑结构/砖混结构 [复制转发]

作为适宜性策略的配筋砌体应用实践

——以铜川蜗牛谷游客服务中心项目为例

撰文｜樊淳飞許東明

第一作者单位 | 建学建筑与工程设计所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第二作者单位 | 挪威科技大学（NTNU）建筑与设计学院

本文载于《新建筑》杂志2017年第5期（总第174期），页18—23。刊载时有删节。

关键词

适宜性策略、配筋砌体与砖薄壳、拱券砌筑、

环境调控、建造互动、建筑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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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简述

Backgrounds

一般认为，现代配筋砖砌体结构（Reinforced Brick Masonry）的发明者是英国法裔工程师马克·布鲁内尔（Marc Isambard Brunel, 1769-1849）。

1813年，布鲁内尔在传统砖砌体基础上发展出现代配筋砌体结构，并于1825年在伦敦连接泰晤士两岸的水底拱顶隧道（Thames Tunnel）（图-1）项目中使用了这一创新结构技术。[1] 而配筋砌体结构体系的现代专利发明人则是法国工程师保罗·科坦桑（Paul Cottancin, 1865-1928），后者在1890年申请了配筋砌体与混凝土（构造梁、柱）体系（ciment armé）的专利。

图-1 泰晤士河隧道南端十九世纪原始配筋砖砌体段实景

（引自blech）

如弗兰姆普顿在《建构文化研究》一著中指出：“1890年，也就是在佛朗索瓦·埃纳比克（Fran?ois Hennebique）1907年申请钢筋混凝土专利之前17年，工程师保罗·科坦桑完成了加筋砌块体系的专利发明，也就是一种被称为‘加筋水泥砌块’（ciment armé）的建造体系。

该名称后来一直用来将科坦桑的发明创造与埃纳比克的‘钢筋混凝土’（béton armé）区分开来，正是通过后一个名称，埃纳比克获得了钢筋混凝土建造方法的垄断权。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享有专利保护的埃纳比克体系得到广泛运用，而科坦桑的劳动密集型体系在1914年之后就很少有人问津。”[2]

然而，于上世纪初即在欧美式微的现代配筋砌体结构体系，基于其低廉的造价与劳动密集型特征，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今，在拉丁美洲、北非乃至亚洲的中国等过去乃至现今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与乡村建设中仍大行其道，俨然另一面貌的“全球化”。

而现代砖薄壳结构技术在中国的引入与推广，则缘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府从苏联批量引进先进技术的战略举措。

如朱晓明、祝东海撰文指出，其时“双曲砖拱”等引入国内的薄壁砖拱结构技术是苏联专家受限于上世纪四十年代战时体制低技条件的一项创举，是在仔细研究中亚穹顶与拱顶建筑传统基础上所研发的一种节约建材、造价低廉，经济上具有相当优越性的结构施工技术，中国仅于1959-1960年在全国各地建造的砖拱、砖薄壳房屋即有约140多万平方米。[3]

半个多世纪后，作为一项地方适宜性建造策略的选择，配筋砌体砖薄壳结构技术在陕西铜川市王益区蜗牛谷游客服务中心项目的设计与建造中又获得应用。

笔者将尝试以对谈实录形式，聚焦此案，讨论在建筑实现过程中设计者与匠人及其他相关角色的互动，以及作为乡土营造技艺的窑洞券拱技术如何在施工实践中优化运用，并就类近案例做一简单比较，以期对相关专业思考及未来类近建造实践略具启发借鉴之功。

[1]“配筋砌体结构的基本原理据称是由马克·伊桑巴德·布鲁内尔发现的，他曾经是纽约市的首席工程师，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者，也是他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工程师之一。”参见Narendra Taly, Design of Reinforced Masonry Structures (McGraw Hill Professional, 2010), 页1-4；另见John A. Ochsendorf, "Eladio Dieste as Structural Artist", Chapter 4 in Stanford Anderson, Eladio Dieste: Innovation in Structural Art (New York: 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2004), 94页，注释[4]：“19世纪初，工程师马克·伊桑巴德·布鲁内尔（1769-1849）在英国的工程建设中使用了配筋砌体。见Tom F. Peters, Build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6), 页66-70。在19世纪末的法国，约瑟夫-欧仁-阿纳托尔·德·波多（Joseph-Eugène-Anatole de Baudot, 1834-1915）把配筋砌体作为法国建筑师的一项材料选择进行了推广使用。见Kenneth Frampton, Studies in Tectonic Cultu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5), 页54-57。”

[2] [美] 肯尼思·弗兰姆普顿，王骏阳译，《建构文化研究——论19世纪和20世纪建筑中的建造诗学》[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2012，页58。

[3] 朱晓明、祝东海，“建国初期苏联建筑规范的转移——以同济大学原电工馆双曲砖拱建造为例”[J].《建筑遗产》，2017年第1期，页94-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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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省思和比较

Dialogue, Reflection & Comparison

許東明：

能否简单谈谈铜川蜗牛谷游客服务中心这个项目从设计到建造过程中最主要的挑战来自哪些方面？

樊淳飞：

这是一个旧窑洞改造加新建的项目。这个项目跟我以前做设计感受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我本人既是设计者也是投资者之一，因此把这个建筑从设计到施工，包括资金协调运作等所有这些细节都摸了一遍。过去是单纯做纸面文章，现在要实打实地把它建造起来，而且还包括某种意义上非常规的建造，感觉和以前对项目的感知和介入方式都不太一样。

从设计本身来说，这个项目并不复杂，很多东西都是有原型的。这个建筑使用了十字拱，下面的柱子是砖模混凝土构造柱，算是有点创新的做法，可以取消传统窑洞的厚墙，使空间比较通透。指导我做这个设计的原则，还是试图尽量做得简单、干净，就是采用极简的做法，把一个砖活儿从头到尾去做。

作为建筑师，我做这件事的最大困惑是从头到尾没有准确的现状图纸。过去挖窑洞，都是随形就势、随挖随走，顺着山崖掏一个洞就进去了，每个走向都不是水平垂直的（图-2）。最早的现状测绘地形图就不准确，让人重新测了多次，测一次做一次方案，把图纸画完后拿过去，却发现跟现场对不上，人手很不得力。

再之有的窑洞都是危窑，测量的人不敢进去，就是大概拿皮尺量一下，感觉一下，都是糊弄出来的测图。因此方案改了很多轮，包括水、暖、电这些专业配套，很大程度上是我们根据现场情况调整，是典型的“三边工程”，边改边弄。

图-2 动工实施改造的废弃土窑

而施工中匠人手艺的优劣对施工质量都有影响。从做清水砖活儿的手艺来说，开始做六号院改造项目时，用的是耐火砖，砖的质量很好，工人是之前做延安窑洞宾馆项目的那批陕北工人，手艺熟练。但是造价成本太高，一个二、三百平方米的窑洞，造价比预算翻了近两、三倍。

后来做游客服务中心这个项目的时候，就考虑从人工到材料成本上都必须控制一下，改了几轮方案，包括使用十字拱作为结构标准单元，动因就在怎样能够省材料、省人工。然后就是工人要本土化，尽量用铜川本地工人，但那砖工手艺就很差了，眼见活儿越来越糙，甚至砖墙都砌不直，但是也没办法。

許東明：

这让我想起2004年在富平作为驻场建筑师盯工地时的体会（图-3）。那个项目是刘克成老师主持设计的陶艺村博物馆主馆（图-4），[4] 工人基本是周边农民，他们在非农忙时节做一些泥瓦活儿，很多人都是些连砖墙都砌不直的临时工。当时项目施工组织的方式是以一、两位技术熟练的匠人作为小组核心，带动其他人一起做。

图-3 富平陶艺村博物馆主馆施工现场

图-4 富平陶艺村博物馆

这个建筑能顺利落成，很关键是由于甲方工队聘请的一位施工技术顾问王维江先生帮助设计了其配筋砖砌体结构方案，以及供施工使用的可调节模板支架（图-5）。

王先生在上世纪60-70年代曾比较深入地接触过有关砖拱、砖薄壳建筑的设计与施工，因此他能通过上述改良工具的方法大幅降低了建筑的施工技术难度。

图-5 富平陶艺村博物馆项目施工使用的可变径调节模板支架

这一适宜性建造策略和裴钊一篇分析埃拉蒂奥·迪埃斯特（Eladio Dieste，1917-2000）的文章中所述如出一辙：[5]在迪埃斯特的项目中，可以被重复使用的移动模板支架的设计与建筑设计几乎同等重要。

因为迪埃斯特的大多数项目都是农用低造价仓库和厂房建筑，当地非常缺乏施工技术熟练的工人，大多情况下他只能带领一小组技术工人指导当地农人进行建造。因此他的建筑设计中大量使用了标准结构单元，可以重复使用同一模板支架进行建造（图-6），工人们可以在完成一个结构单元后相对熟练、高效地建造下一个，以逐渐提高施工效率和质量。[6]

不知道蜗牛谷游客服务中心这个项目的模具设计大致是怎样的情况？

图-6 迪埃斯特项目中的可移动模板支架

（引自Remo Pedreschi, The Engineer's Contribution to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Eladio Dieste .Thomas Telford Publishing, 2000, pp. 50-51）

樊淳飞：

模具在这个项目中的确非常关键，算是核心技术。我们在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搞了一个木工工坊，主要是打打家具，做一些辅助配套内容。结果在做施工模具的时候，他们上手去做，还真是解决了大问题。

后来我们自己评估，最有技术含量的就是模板设计这块。负责的木工师傅是安徽人，包括放线各方面，脑子特别清楚。我们一开始曾考虑使用钢模，结果发现施工操作空间很小，没法吊装，将来拆模也麻烦。而他们做的这个木模板很轻、很容易安装（图-7）。具体模板设计这块，我只是提想法，然后和木工师傅讨论。

我们之前想当然的设想是，用四个相同的拱形模板一拼，然后去做十字砖拱，结果发现必须把模具从四个变成八个才便于施工。包括木模板怎样切割，底下怎样去做支撑，上面再用三合板箍圆，模板边缘的弧线都是类似抛物线的异形曲线，圆曲面必须表面平顺，需要做得非常规矩，这些对于工艺的要求都很高，都是木工师傅自己琢磨的（图-8）。所以这块并非如我们最初想象的那么简单。

图-7 十字拱施工支模

图-8 十字拱木模板支架制作

十字拱顶的基本砌筑方法是做了两次支模：先支木模板，木模板上砌筑一匹单层砖拱，然后以砖拱为底模，上面再铺设一层钢筋网片并浇筑混凝土，相当于做了一个钢筋混凝土薄壳扣在砖薄壳上（图-9）。混凝土薄壳上回填土，再做找平、防水。混凝土薄壳相当于一个现浇混凝土异形楼板，和构造柱连接在一起，建筑的整体性和稳定性也就有了保障。基本的结构构造就是这样。

这毕竟是一个还有点结构难度的项目，结构师从建筑整体也都进行一些结构验算。但是类似这种旧窑改造项目，很多东西也都是凭经验，包括老的经验。例如土窑箍砖，砌筑完一层砖拱后，向前方滑模，然后要把土窑和砖之间的空隙用土填实，填实后再注浆，以及窑口怎样保护等等，这些都是结合了传统砌窑工艺的一些经验性内容。

图-9 十字拱标准单元构造关系示意

（制图：韩静）

[4] 关于富平陶艺村博物馆主馆项目，参观 [法] 布鲁诺·法约勒-吕萨克，周莽译，许东明、刘晖校.“一项边缘上的计划，一种情境化的现代性：刘克成设计的富平陶艺村博物馆群主馆、法国馆”[J].《时代建筑》2006 (04): 86-95；刘克成，“光影交舞砖石记”[J].《Domus 国际中文版》，2006年第02期。

[5] 参观裴钊、樊雅江，“工具与工艺的适宜性策略”[J].《新建筑》2016 (2): 23-26，页24-25。

[6] 同前注；有关迪埃斯特采用结构标准单元设计与可移动模板支架建造的详尽阐述，参观Remo Pedreschi, Chpter 3: Only the essential – Gaussian vaults, The Engineer's Contribution to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Eladio Dieste (Thomas Telford Publishing, 2000), pp. 50-53.

許東明：

作为一个非常规建造特色的项目，设计在建筑室内温湿度、采光、通风这些物理因素的环境调控方面是怎样考虑的？

樊淳飞：

这个项目在提升建筑能效并兼顾使用舒适度方面还是有一些考虑的。就建筑节能而言，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建学公司成立之初，张钦楠先生就已经开始关注被动房（Passive House）概念与建筑节能设计的问题，并在本世纪初与奥地利专家合作在国内进行了被动房的试点项目。[7]

建学现在也有自己的被动式建筑设计与产业化专业设计团队，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对于这个建筑，我们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结合当地现实情况，不去严格套用被动式建筑的技术指标，力图寻求性能和造价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通俗来讲就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儿，以期达到一个各方可接受的结果，这也是我对适宜性策略的一个理解。

这个项目对几个和被动式建筑有关的基本概念都有所涉及，良好的保温隔热外维护结构体系、气密性以及热舒适性，包括对采用具有全热交换功能的新风系统等技术都有考虑。

但是在建筑物理节能和空间赋形设计之间也存在一个平衡——以建筑节能和门窗洞口面积、形式的关系为例来说，按照理想技术指标要求，门窗洞口面积越小越有利于建筑的保温节能，但从设计这个建筑的空间品质要求而言，保证视线的通透和周边环境景观的视觉关联（图-10），以祛除传统窑洞空间的压抑感，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诉求，因此两者势必存在一定矛盾。

为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把选项主要锁定在使用保温节能性能较好的门窗这块，和相关厂家一起讨论如何能在不过高增加成本的前提下满足节能的要求。

生土窑洞冬暖夏凉，是被动式建筑墙体保温的范例；旧窑外部新加建部分75 厘米厚的复合墙体，也基本满足被动房的保温要求；屋顶部分则是结合传统砌窑工艺，外表层使用新型防水保温一体化材料，以满足节能的要求。

后面如果资金允许，我们还会考虑太阳能光伏设施的使用。这个建筑作为一个实验性项目，主要还是为后面的设计积累一些经验。

图-10 蜗牛谷游客服务中心内景与周边环境

陕北传统窑居主要是靠山窑，上下水等基础设施阙如，在采光、通风等方面有很多先天性不足。针对这些弊端，我们给出了相应的创新解决方案，以期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

例如，通风方面采用成熟的新风及热回收系统，以解决空气质量和热舒适性要求；给排水采用小型分散式污水处理系统，考虑生物质能源的利用，以有效解决北方乡村缺水环境的资源利用问题；采光方面，传统窑洞常见的空间类型，就是两堵大墙加一道直拱，只有一个单向采光面，空间往往过于封闭、厚重，让人觉得幽暗、压抑。

我们在设计中通过引入自然光线，让拱这种形式和比较通透的空间感受关联起来：一方面仍保持拱原有的厚重形态，另一方面又能祛除其过于封闭的空间感受。

例如我们在六号院窑洞改造项目中利用崖壁间缝隙对于光线的引入方式：阳光透过一个木格栅洒入室内，会是和过去老窑洞挺不一样的一种体验（图-11）；包括游客服务中心采用十字拱作为标准单元，相当于框架体系的柱网结构，可以形成比较连续开敞的公共空间，和周围环境景观有一个比较好的对话关系；以及通过顶部的错层，在建筑内芯掏洞，引入外部自然光，形成比较戏剧化的空间效果（图-12），既解决了采光，又打破了柱网空间过于均质的乏味感。

这些都是最简单的设计手法，算是从建筑设计角度进行的一种对光环境调控的尝试，但是在这样的小项目中，怎样切合地去应用很重要。

图-11 蜗牛谷六号院窑洞改造内景

图-12 蜗牛谷游客服务中心内景：采光井

[7] 参观冯康曾、田山明、李鹤编，《被动式建筑·节能建筑·智慧城市（建学丛书之十一）》[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7年，张钦楠序文。

許東明：

这其实是你从设计上对传统窑洞空间的一个优化。另外不久前和裴钊谈及这个项目，他是偏于批判性的一个看法：他觉得现在能这样去用砖做建筑很难得，就施工方式而言，也没必要一定要追求材料和结构的一致性，使用复合工艺在现今都是必须的。

关键是费这么大力气这样去做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所谓表达砖的文化性、地域性特色？那么在这个施工日趋装配化的时代，明明有更简单有效的办法。

樊淳飞：

我早前的想法和裴钊这个看法挺接近的，我最开始对用砖这些挺排斥的。现在我觉得这虽然不是一个主流方向，但也有它的意义。我感觉在某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上还有它的生存空间，这个生存空间从总的趋向上可能会越来越小，甚至说砖这种材料，它注定会消亡……

許東明：

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关键或在于我们是否认同源自黑格尔史学那种单线进化、优胜劣汰的价值观？类似这种价值观其实对于我们这几代人影响蛮大的。

王骏阳老师在对柯蒂斯《1900年以来的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 Since 1900)的一篇书评中曾谈到，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历史主线” (Main line of history) 的观念对现代建筑史学、尤其是早期现代建筑史学一直影响甚著，相关领域的很多经典著作都对“历史主线”乃至寻求一种所谓符合“时代精神”（Zeitgeist）的建筑表现形式情有独钟。[8]

不过柯蒂斯则认为，早期建筑史家与评论家常常将现代建筑描述为时代惟一真实风格，将其他与之不符、不能将自身融入新潮流的形式归入历史垃圾。为了定义统一的现代主义，人们煞费苦心地将某一风格锁定在某一时代，将某一时期与某一种风格捆绑，这种决定论和进化论的观点事实上是一种历史偏见。[9]

借用王老师文中对“折衷主义”价值的解说，那些所有堪称为大师的设计家最打动人之处，恰恰是他们以现代眼光向一切既有人类建筑文化资源学习，并在这种学习中进行非凡创造的能力。[10]

樊淳飞：

我觉得讨论这样的问题挺好。为什么要用砖做这件事情？我想大概有这么几点原因。

一个是蜗牛谷距离耀州窑的陈炉古镇很近，就在由铜川市区去陈炉的途中，大概十多公里。陈炉古镇就以“陈炉砖”知名（图-13），当地实际上一直有这种文化传承。

第二个原因是个人的原因。我在2013年至2015年做延安窑洞宾馆那个砖建筑项目（图-14~17），积攒了一点关于用砖的认知经验，包括对拱券空间的体验等很多东西。我觉得在铜川这个项目中还可以进行更多的尝试，作为使用拱券这个语汇的一个延伸，比如说对十字拱的运用，对靠山窑的小空间处理等。

图-13 “陈炉砖”砌筑的窑炉与院落

图-14 延安翠泉山庄窑洞宾馆外景

图-15 延安翠泉山庄窑洞宾馆内景

图-16 延安翠泉山庄窑洞宾馆内景

图-17 延安翠泉山庄窑洞宾馆内景

最早做延安那个项目，当时就想做靠山窑，后来没有达成，所以在这块我特别想去实现一下，就是我个人对这种建造方式的一个需求。

第三个原因是，我们这个项目想要在铜川立足，必须得采用一种介入策略。用一种全新的语言去做，当然可以，但是我认为这个建筑的特征性可能反而会在今天各种民宿流行语汇中被淹没掉。

就窑洞说窑洞，它本身的地方特色还是有的。而我从一开始也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一定会和当地传统砌筑窑洞的方法有巨大的区别。那么对于当地政府也好，普通老百姓也好，这就会让他们形成一个鲜明的印象，也就是让他们觉得“还能这样去做”。

这个效果目前来看是百分百达到了——从2016年5月“蜗牛谷”生态文化园这个项目开工建设伊始，地方上的关注热度即一直未减，最近又被铜川市列为今年旅游建设的一个重点项目。

因为当地原来就做窑洞，而我们这个“窑洞”颠覆了他们对窑洞的经验性认知，那么他们从各个方面就会对你有一个认同。这个认同让我们后面再做其他尝试时，会少很多阻力和障碍，这比突然拿一个全新的东西到这里可能更讨巧一点，这些我们也都做过评估。所以我后来觉得可以把用砖这件事继续往下做一做，在这里再去挖掘一下。

不能说现在整体大趋势大家都不太用砖了，我们也就不要用砖，如果能把砖这种语言在这里发掘出它的更多价值，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它依然有它的空间。这也是对你前面说法的一个佐证，我是认同的。

[8] 王骏阳，“从主线历史走向多元历史——威廉·柯蒂斯《20世纪世界建筑史》书评” [J].《建筑学报》，2012年10期，页1-4。

[9] 威廉 J. R. 柯蒂斯，本书翻译委员会译，《20 世纪世界建筑史》[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页287，289。

[10] 同注 [9]，王骏阳，2012年，页2。

許東明：

你在这个项目中其实是回归到传统建筑师的角色，对于一个科班出身的建筑师，这是挺稀缺、挺难得的经验。现在六号院窑洞改造是你们的第一期项目，用的是耐火砖（图-18）；第二个游客服务中心项目用的是普通黏土砖（图-19），对吧？

图-18 蜗牛谷六号院窑洞改造项目外景

图-19 铜川蜗牛谷游客服务中心外景

樊淳飞：

是的。关于用砖，就里也牵扯到一个审美的问题。大家现在众口一词的结论就是，耐火砖效果更好。主要是因为耐火砖都非常规矩，砌筑平整度各方面也都容易做得比较标准，包括它不泛碱。

从我个人来看，因为造价控制问题导致使用普通红砖这样一种更廉价的材料当然是一个事实，但建筑效果好不好，和选用什么砖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耐火砖看起来比较光洁，大家觉得用耐火砖砌窑洞很新奇，房子用它建起来后让人感觉是一个非常新的建筑；而建筑里面斑斑驳驳、泛碱，一般人总会观感欠佳……

我的看法是，不用急于下结论，简单说耐火砖好或红砖好，两者其实各有各的特点。包括砖的砌筑工艺方面，我也想一定程度去反驳一下：大家都认为工匠把灰缝搂的特别整齐、砖砌的特别平整这样就好，好像这就是现在众口一词的所谓工匠精神，实际上则也未必，有些东西糙一点也挺好。

許東明：

这的确是个审美体验的问题。每种材料的优劣没有那么明显，关键在于怎样运用。只要在可控范围之内，由于工人技术不熟练导致的粗糙也是一种人性化特色。现在各种机械化、洁净光洁的建筑表皮太多了，类似蜗牛谷游客服务中心这种很斑驳、粗糙的效果反而很赏心悦目。

当然，从国内受众的欣赏水平来说，很多人可能还接受不了这种东西。在欧洲，这种附加了时间、历史感对于斑驳材料质感的审美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艺术史界对于“如画”（Picturesque）概念的讨论。[11]

如同这一美学概念的倡导者、业余艺术家、英国牧师吉尔平（William Gilpin, 1724-1804）指出，“如画”和“质地的皱叠或粗糙、奇特、多变、不规则”有关。[12] 他甚至总结说：“我们亦有理由推断，画家喜爱粗糙物件胜于平滑，不仅仅是为求便于操作。这正是艺术的本质要求使然。”[13]

欧洲对“如画”概念的探讨乃至废墟审美这类体验在中国的艺术传统中其实也并不罕见，例如怀古诗词中常描绘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这类意境。[14]

我觉得一件古物、一幢老建筑最打动人之处，恰恰是时间在它们表面留下的古香古色的包浆（Patina）印迹。因此就建筑的材料性而言，甚至不妨说材料的恒久之美呈现于其在对抗时间、自然应力侵蚀所表现出的质感。[15]

如何善用表达这种材料性特质，也一直是很多有心此道的设计者推敲琢磨的主题。典型如阿尔瓦·阿尔托在其“红色时期”（1945～1953）对处理砖材饰面的技术性总结（图-20）。[16]

图-20 阿尔托的赫尔辛基文化之家

（Kulttuuritalo Helsinki, 1955-1958，引自Wikipedia）

樊淳飞：

我们很早不就讨论比较过博塔和路易·康的砖建筑？我就不喜欢博塔的东西，觉得他太匠气，很重要一点就是他的砖建筑太规则、太光洁了。当然关于工艺，我不也认为工人把本来一道直墙砌歪了，我们还说他歪得对，那我觉得不对。

但是如果这里面有一种匠人很熟练自如而又出人意料表达出来的东西，甚至在这里面发生了一些很偶然的理解错位，这些我认为是他的即兴之作，往往特别有意思。我们在做铜川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情况。

我给工人说了图纸上的一个想法，本来是要做飞扶壁一样的东西，能起到一定结构支撑作用，但是工人在理解又没有完全理解的情况下，进行了一种发挥，就做出来一道单砖的“飞拱”（图-21）。

这个东西做出来后，很快我让他们停工，因为上部即使按原方案砌起来也起不到应有的结构支撑作用，索性就把它当成一个编织感的装饰性构造留在那里。结果很多人都对这组错位的小飞拱挺感兴趣。后来我在另一个项目中出方案时也受此启发。这应该属于工人即兴发挥的例子，但他绝不是手艺低劣，是他理解错位了。

图-21 匠人理解错位产生的“飞拱”

[11] 参观范景中，第二十章注释 [2]“如画”，[英] 贡布里希，范景中、林夕译，《艺术发展史》[M]，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页436-437；陈书焕，“如画的”与历史意识：罗斯金“隐喻的”历史批评 [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6年第3期，页47-53。

[12] 同前注。范景中，1998年，页437。

[13] “From such reasoning then we infer, that it is not merely for the sake of his execution, that the painter prefers rough objects to smooth. The very essence of his art requires it.” see William Gilpin, Three Essays: On Picturesque Beauty; On Picturesque Travel; and on Sketching Landscape: to which is Added a Poem, On Landscape Painting (London: printed for R. Blamire, 1792), pp. 4-33: 21.

[14] 相关讨论参观 Stephen Owen, Remembrances: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i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Hans H. Frankel, “Contemplation of the Past” in The Flowering Plum and the Palace Lady: Interpret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104-127; 中译本见 [美] 傅汉思著，王蓓译，《梅花与宫闱佳丽——中国诗选译随谈》[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转引自 [美] 巫鸿著，肖铁译，《废墟的故事：中国美术和视觉文化中的“在场”与“缺席”》[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一章“废墟的内化：传统中国文化中对‘往昔’的视觉感受与审美”第一节。

[15] 许东明，“圬工两要素”[J].《建筑与文化》2015 (12): 24-25。

[16] 阿尔托曾就贝克宿舍楼（Baker House, 1947-1948）项目如此描述他的建造方法：“砖块是用太阳晒干的表层粘土做成。在烧制的时候，先用手把它们垒起来，然后用橡木烧。砌筑墙面时，全部砖块不加分类地混在一起使用，故墙面从黑色到黄色各种颜色都有，不过主基调还是红色。”见 James W. P. Campbell, Will Pryce, Brick: A World History (Thames & Hudson, 2016), p. 271; 中译参见 [美] 理查德·桑内特著，李继宏译，《匠人》[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页175。

对于阿尔托这个项目的砖表皮处理，柯蒂斯（William J.R. Curtis）也有精详考察，他认为“虽然阿尔托（贝克宿舍楼）的设计灵感很可能来源于波士顿当地带有曲线形连续凸窗的传统红砖房，但建筑形式背后的思考却根植于他二战前的探索之中。这些曲线与他一直以来在从家具到基于芬兰地景的大型规划中，对拟人化的形式和源于自然的形式的探索有关。贝克宿舍楼其中一张图纸显示，整座建筑被茂密的绿色植物棚架所包裹，如同某种地质构造（geological formation）一般。斑驳的砖墙表面使建筑给人以古旧的印象，而风化所形成的结果也被建筑师考虑在设计之中。与美国风行的机械般的光洁（slickness）完全不同，这座建筑似乎要以一种更加永恒的人性主题抵御工业主义。在当时的美国，贝克宿舍楼毫无疑问应该被认识到是对源于格罗皮乌斯的国际式的挑战；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建筑在美国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参观威廉 J. R. 柯蒂斯，本书翻译委员会译，《20 世纪世界建筑史》[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2年，页454-455。当然，阿尔托这座建筑或许并非在美国“没有任何影响”，以小沙里宁（Eero Saarinen, 1910-1961）在1955年的麻省理工学院小教堂（MIT Chapel）设计为例（图-22、23），其对于砖材饰面的处理效果即与前者有着极为相近之处。

图-22 麻省理工学院小教堂外景

（MIT Chapel, 1955, by Eero Saarinen，引自Wikipedia）

图-23 麻省理工学院小教堂内景

（MIT Chapel, 1955, by Eero Saarinen，引自Wikipedia）

許東明：

陶艺村博物馆主馆项目中也有一些有趣的失误（图-24）。刘克成老师后来总结说，施工过程中匠人由于施工经验不足所犯的不少错误都在一种可控范围内获得合法化，并丰富了建筑的整体感染力，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17]

图-24 富平陶艺村博物馆施工放线错位产生的“叠涩”短墙

樊淳飞：

这里面挺有魅力的一点或在于，匠人自己有他的经验，他做事情有一定的边界，而当设计师提出了一些想法，超出了他的经验认知，但是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有可能达成的，于是去做了一种尝试，这时候他可能是最有创造力的。

例如建筑中那个十字拱，那些陕北工人也都没有做过，但那个陕北工头说在他老家见过，还专门跑回老家拍回照片（图-25、26），确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十字拱顶。[18] 后来我们就拿着一些图片，工人现场排砖，也就都做了出来。第一个做得挺烂，后来越做越快，越做越好，从支模到完工，基本上一两天一个。

图-25 陕西延安子长县安定镇民国时期安定县衙旧址

（引自网络，侵删）

图-26 安定县衙旧址内的十字拱顶

（引自网络，侵删）

到最后我突然发现，实际上这里面挺有魅力的恰恰就是在这种不得已之中而产生出的一些东西。就像某个洞口对不上，它错了个位置，形成一个有两种逻辑关系的碰撞，你即需要考虑怎样在这两者间进行协调；以及一个节点详图，工人理解有误，他按另外一种方式去做了。

无论是工人对于你图纸的这种理解偏差也好，还是由于现场与方案设计不符造成的错位，这里面反而都可能会有很精彩的一些东西。

包括你作为设计师对工人的信任和工人对你的信任之间也存在着一种认知错位。比如你给工人提了一个不太一样的做法后，他会怀着一种“人家毕竟是搞设计的专家”这种心态尝试着去做，如果他们做完后觉得跟他们以前做的很多东西从空间感受、做工确实都不太一样，就会对你有更多的信任，后面就会主动跟随你的想法去做，从而为设计师的创作提供一个很大的空间。

反而言之，我们作为设计师，有些东西我们可能很肯定，有些东西真的是打心底也挺依赖那些工人的。我最早做第一口窑洞改造的时候，从内心深处觉得这是太简单的一件事情，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实际情况当然并非如此，但这种自信给了那些工人挺大的一种精神上的鼓舞。

当然对于空间的理解这点，我们是比那些工人的认识要强，结果由此导致他们对自身能力的一种拓展，继而对设计师本身价值的认可。

就像现在蜗牛谷游客服务中心这个项目，内部空间尺度各方面，都是这些工人没有体验过的。他们做完后也都觉得挺自豪，就在微信朋友圈发图，说看看这是我们干的，如何如何，有那种职业自豪感在里头，这也是这件事情让我觉得挺有价值的一块。

[17] 参见刘克成，“陕西富平国际陶艺博物馆”[J].《住区》总第64期，2014 (06): 112-119，页114。

[18] 照片为陕西延安子长县安定镇民国时期安定县衙旧址（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国传统砖砌窑洞种类丰富，除常见的直拱窑洞，丁字拱、十字拱、扶壁拱等拱券结构类型也都不为罕见。参观张宏，《中国古代住居与住居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页174；侯继尧，《窑洞民居》[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

“

结语

Conclusion

如裴钊在《工具与工艺的适宜性策略》一文中指出，“当谈及传统和手工艺的回归问题时，也许真正需要讨论的是，如何回归到传统建筑师角色，在现实生产关系中作为建造总协调人来寻求合理的建造方式，而不是孤立地强调形式、材料、工具或者传统手工艺等某一因素的应用。”[19]

而铜川蜗牛谷项目在建筑实现过程中建筑师与匠人及其他相关角色的互动，堪为有关这一适宜性策略讨论在具体建造实践中的一例实证。

今天，在全球化大背景之下，建筑设计、材料生产与施工建造方式日渐趋同，干法施工与预制、装配式建筑日渐成为现代化施工现场的主导建造模式。中国政府近年亦大力鼓励在城市区域发展装配式建筑。

而中国人口众多，地理空间幅员辽阔，东西部不同地区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各异，因此，似不应简单追随欧美发达国家的标准亦步亦趋，而有必要因地制宜，保留并发展可以使用不同建筑材料、不同形式以及不同造价营建体系的丰富性。

作为中国职业建筑师，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回归传统建筑师角色，尝试不同在地适宜性策略，寻求合理的建筑实现方式，重建设计与施工现场的联系，以有效融合技术模式（设计/理念）与工程模式（施工/实务）以及基于材料结构和基于环境调控的技术观念考量，[20] 并由此做出中国建筑师的特出表达，略感这或许是值得每一位有心此道的同侪在职业实践中去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19] 同注 [6]，裴钊、樊雅江，2016年，页26。

[20] 李海清，“分合之辨：反思中国近现代建筑技术史叙事路径”[J].《建筑师》2017年10月（总第189期），页29—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