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编辑  |  张宁

自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贯通江淮始，至秦汉时已形成为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东汉末，曹操在北方开凿的平虏渠和泉州渠等运河河道，对巩固政权、增强区域间经济联系起到重要作用，《三国志》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单于蹋顿尤彊，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泒音孤），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泃音句）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到隋炀帝开通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的运河河道，形成了沟通南北及关中的运河体系，密切了南北经济交往，为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南北经济社会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得以加速，形成繁荣兴盛的漕运景象，“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运河交通体系的形成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维护了国土安全。此后的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为南北方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统治的巩固，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揆诸史实，大运河运道的变动轨迹，正是古代政治格局和经济重心嬗变的生动彰显。元代的一则碑刻史料，鲜明凸显了大运河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促进经济繁荣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东南贡赋、凡百上供之物岁亿万计，决江淮而至，道会通河以达，商货懋迁与夫民生日用之所须，不可悉数”。考察中国历史变迁历程可知，古代王朝的治乱兴衰，正与大运河的兴盛与否形成连动关系，大运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纽带作用。

自古以来，大运河即是沟通四方的文明通路，它不但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华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永嘉之乱前后，晋室南渡，“斯时北方人之衣冠文物，萃于江南，南朝文化，由是超越北朝”。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有力促进了中国南北方人口分布格局的嬗变，大批北方人口沿运河南下，使南方人口迅速增长。唐代诗人杜甫曾这样描述当时大运河流经的渔阳（今天津蓟州区）一代的交通繁盛状况：“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宋史·河渠志》载：“炀帝开甽以奉巡游，虽数湮废而通流不绝，于百代之下终为国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至宋室南渡及其后元代统一，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明清易代后，民族融合达到新高度。如在江苏运河沿线城市，即有大量满、汉、蒙等族驻防官兵，“镇江有镇海营，皆八旗子弟，后置满洲驻防于江宁，置蒙古驻防于镇江。据宣统间户部之人口册，江宁驻防8807人，京口驻防5858人”。

运河漕运对沿岸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明永乐二十年（1422）山东巡按陈济说：“‘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帝从之。”明清时期的临清，即成为南北各地商民汇集之处，“自汉置县，逮明孝宗朝迁秩为州，以属东昌，自元开渠通运，为輓漕之咽喉，当舟车水陆之冲，固商贾辐辏之区也”；“薄海内外，舟航之所毕。由开府分漕，达官要人之所递临，而兵民杂集，商贾萃止，骈樯列肆，云蒸雾滃，而其地遂为南北要冲岿然一重镇矣”。

伴随大运河的畅通兴盛，沿线形成了通州、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淮安、扬州、苏州、南京、嘉兴、杭州等一批商业城市，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元代末年陶宗仪在他的《南村辍耕录》中，非常形象地描写杭州笕桥一带回族商人的状况：“杭州笕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阿老尾、道剌沙、别都丁、木偰非，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在运河沿线城市不同民族交互杂处、商贾云集，呈现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南北带状分布，并经由这些城市进一步向外扩展，形成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伴随大运河流域漕运的发达，各民族在运河沿线经商居住，有力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与发展。民族的迁徙流动，打破了原来的相对民族隔离状态，丰富了区域民族的组成，为不同民族的重新组合创造了有利条件。明朝初期，回族由陕西到江南的迁徙，即为明显的例证，明代朱国桢所辑《皇明史概》云：“陕西有回夷一种，大约国初徙回回于江南，其未尽者，散山谷，生齿日繁，俱从汉俗”。清《雍正通州新志》载：“通州回民礼拜寺居州治东南隅，创自元季，规模弘壮。”民国《通县志要》说：“回教重五功五典，为中华民族之一，尚清洁，婚丧礼节各行其是。本县之有回民，应始于元朝。城内回民，旧有金居鲍宛杜闵康蓝八大姓。县南枣林庄李马二姓，皆成祖战将，而定居于此者，于家务何姓为蒙古人也，思答而之裔。张家湾之戴王尹马四姓，皆自沧州迁来。”济宁、开封等地回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人口的移入，亦与大运河的开凿与畅通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大运河大大加快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融汇、习俗信仰的互动过程，“不仅促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形成，也促成了中华民族在血缘上的融合和形成”。如回族在大运河沿线从事商贸活动，在与当地民众的互动中，经济文化逐步融汇。元明清时期“以儒释伊”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回汉思想融汇的典型代表。大运河沿线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民族建筑，以回族为例，即有北京的牛街礼拜寺、东四清真寺，河北的沧州清真北大寺、泊头清真寺，山东的济宁东大寺、济宁西大寺，江苏的南京净觉寺等。《民国蓟县志》的记载，即体现了民族融汇对运河区域社会文化的深远影响，“凡民族之相互接触，唯有不相互影响，然其长短优劣之处，根蒂难除。蓟地之隶属于元魏、辽、金、元、清政权之下者，各历有年所，而成其为现在者，亦自有故。夫治乱既成陈迹，变化亦属过程，过程不可得而见，所可考者，历史上之故事耳”。学者王桐龄认为：“常能吸收外来血统，销纳之于吾族团体之中，使之融合无间……造成庞大无论之中国者；曰唯善蜕化之故。”大运河，无疑在各民族经济、文化、习俗等全方位融汇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运河区域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充分彰显了运河因素在凝聚爱国精神、巩固国家统一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激发各民族民众奋起行动，投身挽救国家危亡的进程中，运河文化发挥着凝聚爱国精神、共谋国家富强的重要作用。

同时，与边疆民族地区相比，运河区域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区域各民族经济、文化、教育、习俗等相互影响密切，融合度高，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色和魅力。二是区域社会经济相对发达，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高度发展，为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